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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郛:拼得一身污名,保全一座北平

发表日期:2018-10-10     发表人:fuqin     浏览量:160

本文系腾讯新闻抗战七十周年纪录片《坚忍》第二集《委曲》之文字稿
    1933年2月,日本关东军悍然进攻热河,其目的,旨在切断东北义勇军在关内的补给通道,以巩固新成立的“伪满洲国”。中国军队奋起抵抗,终因实力悬殊,节节败退。3月,热河沦陷;4月,长城失守;5月,日军入关,平津危急。
战不能胜,平、津关系民心甚巨,又决不能失。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唯一应对途径,就只剩外交了。而由何人来负责此番对日外交,则是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,最为头疼的问题。几乎所有人都明白,缺乏筹码的弱国,欲单凭口舌之利,挫退强敌,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,没有人愿意接下这个烫手山芋。

万般无奈之际,蒋介石想起了自己隐居在浙江莫干山的盟兄黄郛。①

1、

黄郛,字膺白,浙江嘉兴人。1904年入浙江武备学堂,一年后被选派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,入同盟会。1910毕业归国。辛亥之役,黄郛与蒋介石参与了陈其美主持的光复上海活动,三人义结金兰,陈居长,黄居次,蒋居末,约誓“安危他日终须仗,甘苦来时要共尝”。此后,黄郛的从政之路颇为顺畅,北洋时期曾一度代理过内阁总理之职,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,又出任外交部长要职。

蒋介石之所以在此时想起请黄郛出山,既因为黄郛与自己乃是金兰之交,也因为黄郛乃是当时政坛上少有的知日派,对日本国内政情颇为了解,且与日本驻华公使及武官,多有私人交谊。

但在黄郛的立场,却一直对蒋介石存有心结。事情缘自1928年的“济南惨案”——日军以保护侨民为借口,出兵济南,进攻国民革命军,杀害国民政府驻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官员;重炮轰城,中国军民死伤达万计。当时情形,为完成北伐,国军不得不与日军妥协,但身为军事统帅的蒋介石爱惜名声,不愿承担“亲日和议”的骂名,一切谈判俱交由黄郛出面。黄郛虽然多方奔走,左右折冲,然投鼠忌器,立场自然难以强硬,一时间,遂成了国内舆论抨击的焦点。而最让黄郛意外的是,深知交涉内情的国民政府高层,居然也不体谅自己的难处。自己在前方与日军艰难谈判,高层政要们则在后方大唱高调,以博取舆论的称赞;连“盟弟”蒋介石,也迫于舆论压力,劝黄郛辞去外交部长之职,以谢国人。

政府高层及“盟弟”蒋介石的这一态度,令黄郛极为寒心,待“济案”事了,遂辞去所有职务隐居莫干山。后来,在给张群的一封书信中,黄郛如此吐露心结:

“济案所受刺激,公私两项皆为生平未有之伤心事。……兄在政治上勉有二十年之经验,决非量窄之人,惟此一段内外交迫之伤心史,实令我没齿不能忘。……呜呼,人生二十年以上之朋友,能有几人?不为利合而以义聚者,能有几人?历辛苦而不变者,能有几人?”②

正因为存有此般心结,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,黄郛一再婉拒蒋介石的邀约,不愿涉足政坛。直至1933年平津危在旦夕之刻,才再次答应出山。

2、

妻子沈亦云,及诸多亲友,均反对黄郛此次出山,认为此行缺乏军事后盾,也难期望国际牵制,交涉只会有过,不会有功,无论结局如何,必遭舆论猛烈攻击,纯属牺牲个人名节来为国家背黑锅。对此,黄郛的解释是:

“我岂见不及此!第国事危迫,覆巢之下,岂有完卵!我迟早终为牺牲,如其牺牲于将来,与国人同尽,何如牺牲于今日,犹有幸全之望。我自出山以来,岂复计及毁誉?!佛云:我不入地狱,谁入地狱?我今实践此言。天若怜予,当不虚负此行也。”③

1933年5月,蒋介石设立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”,任命黄郛为委员长,专职负责处理对日交涉停战问题,力争以最小的代价,保住中国在华北的主权。5月17日,黄郛抵达北平,当天参加华北军分会会议,与会将领们的消极悲观,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黄在日记中写道:

“前线支持已不能以日计,而以时计。宋哲元将军言其兵在喜峰口,进时如虎,退时如狗,此时则如绵羊,驱之不动。商震将军允在某翼支持一日,为全场最能负责之人。形势如此,已准备撤退,放弃平、津矣。”④

与军事上的全线失利对应的,是舆论一片喊战。民心激愤,加之各种在野政治力量秘密策动,对日强硬声浪之高,使得政府高层面对媒体质问,也不敢承认“和谈”的存在。黄郛身处“和谈”中心,困境更可想而知。事实上,坐火车北上途中,黄就曾被爱国青年投以炸弹。

这种“不敢言和”的困境,也与华北军方及南京政府此前不切实际的宣传有重要关系。譬如,此番中日两军交战期间,日本天皇曾发表意见,认为对华政策底线,是巩固伪满洲国,对关东军越过长城进入华北境内,表达了不满。受此影响,4月19日,关东军高层遂命令华北前线日军撤回关外。日军此番撤退,则被中国军、政当局作为莫大胜利,大肆宣传。5月6日,蒋介石致电北平军分会,对此种传扬,表达了异议。电报说:

“此次敌兵自动撤退,本非我军战胜之结果,中外共知。我军乃据为通电报捷之资料,乃雪片纷飞。内长国人之虚妄,外招友邦之讪笑。致外报竟有‘我国军人太不知耻’之讥,实可痛心。应即切实纠正。一切标语、口号之政策,徒增倭寇之敌忾心,于我毫无实益,亦应予以停止撤销。”⑤

蒋电发出次日,本已后撤的关东军,因做通了天皇的思想工作,再度越过长城,进入华北。其出兵目的,也从“切断东北义勇军在关内的补给通道、巩固‘伪满洲国’”,升级为“瓦解华北中国军战斗力,煽起内变,分化华北”。

3、

黄郛抵达北平时,前线军事已彻底糜烂,无可挽救,日军所谓“瓦解华北中国军战斗力”的目的,已接近达成,正致力于收买华北失意政客,企图造成华北“自治”,脱离中央。

黄郛接手谈判后,一面利用其与日本政界人士之私谊,探查双方和谈达成的底线;一面利用其在北洋政府时期所积累的与北方政界人士的交情,安抚华北,消除地方与中央隔阂,击破关东军运作“华北自治”的阴谋。

但最让黄郛头疼的是,华北军方与南京政府,均不能配合和谈。华北军方高层此前自吹自擂过甚,此时碍于舆论压力,既不能有效抵抗日军攻势,又不敢命前线部队坚决执行后撤停战指示,遂导致后方已在和谈,前线仍在冲突,日方则利用此种冲突,一再扩大谈判优势。南京政府高层,同样不敢负责任地给出对日和谈的政策底线。所以,谈判进展极难。拖延至5月22日,日军已是四路进逼北平,城内秩序大乱,暴动迭起。北平军分会认为大势已去,北平难逃沦陷厄运,决定整个军分会南撤至保定,仅留部分军队作守城牺牲之用,以告慰舆论。南京行政院这才发出非正式指示,确定和谈底线:“除签字承认伪国、割让四省之条约外,其他条件,皆可答应。”蒋介石则补充道:“惟盼文字斟酌,打磨干净,不可有影射,纵属同一意义,而用语必须堂皇,则电呈核准,自亦可不成问题也。”⑥

接获上述指示后,黄郛紧急约谈日方代表,次日,双方达成初步协议,北平遂免遭沦陷。对这一夜的具体经历,黄郛所谈甚少,但曾留下这样十六个字来形容:“彻夜周旋,心酸胆裂,勉获缓和,重留北平。”

与日军谈判之“心酸胆裂”尚未回复,来自“盟弟”蒋介石的伤害又至。作为军事统帅,蒋介石不能公开表态赞成对日和谈,黄郛是谅解的。黄郛所不能谅解的是,深知内情的蒋介石,在闻知和谈达成初步协议之后,为了个人将来在历史上的地位,竟在给黄郛的电报里,做起了文字游戏。5月24日,蒋介石致电黄郛,表示认可初步协议,“事已至此,委曲求全,原非得已”,转而却又要求黄郛一面向日方力争停战协议不要“形诸文字”,一面“激励士气,重整军容,以备最后之牺牲。”

5月25日,同样的文字游戏,再次见诸蒋介石给黄郛的电报:“至于协定一节,总须避免文字方式,以免将来引以为例。最高无上之决心,不可须臾或忘。弟以为不有一北平死战,决不能满倭寇之欲,亦不能得国人谅解也。”⑦

蒋的文字游戏,用意相当明显。日军重兵而来,非痴非傻,如何可能应允停战协定不形诸文字?作为军事统帅,又如何不知“决一死战”乃是空谈;若真能“决一死战”,又何必请黄郛出山主持和谈?这两封电报蕴含的真实心思乃是:既然和谈已初步达成,接下来给黄郛的指示中,不妨多说一些立场强硬的漂亮话,以迎合当前舆论及后世史家。

针对这两封电报,5月27日,黄郛给蒋介石回了一封长信,信中满腹悲辛。黄郛说:

“弟既强我以肩此重任,弟必给我以同等信用。兄山居六载,虽不敢谓已达悲智双修之域,然自信悲愿决不至卖国,智慧决不至误国。至尊电所谓‘应下最高无上之决心,以求得国人之谅解’一语,则兄尤不能不辩。两年以来,国事败坏至此,其原因全在对内专欲求得国人之谅解,对外误信能得国际之援助,如斯而已矣。最高无上之决心,兄在南昌承允北行时早已下定,无待今日。兄至今尚未就职,弟如要兄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,希望今后彼此负责的遵守‘共尝艰苦’之旧约,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,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,疑爱国者为弟,误国者为兄也。赤手空拳,蹈入危城,内扰外压,感慨万端,神经刺乱,急不择言,唯吾弟其谅之。”⑧

“希望今后彼此负责的遵守‘共尝艰苦’之旧约,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,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,疑爱国者为弟,误国者为兄也”一句,可谓直接道破了蒋介石的隐秘心思。

虽然蒋为安抚黄郛,立即再去长信解释,否认自己有上述心思。但当5月30日《塘沽协定》签订,华北危急解除时,其日记中还是留下了这样的文字:“昨日停战协定在塘沽签字,事实并未有过,而文字实令人难堪,代表之无能与前方之怯馁,不胜惭惶。”(1933年6月1日)

蒋很清楚自己的日记,将被后世史家所批阅,所以给了黄郛“无能”二字作为评价。

4、

此次危机过后,黄郛继续留在华北,负责与日军交涉,直至1935年春,才因病再次退隐莫干山。

黄郛1933年的对日和谈,实际上开创了国民政府此后处理华北危机的一种“金蝉脱壳”模式,即将交涉责任,下放给如黄郛所负责之“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”这样的地方机构,由地方机构与日方周旋,中央政府则隐于幕后指导。这样做对好处,正如黄郛所说:

“局部军事长官所派之代表,其资格并不足以代表国家,何得议此种有关领土完整之政治问题?”

换句话说,由地方机构出面交涉,本身能够缓和日军的侵略;而地方机构交涉权有限,又可保华北主权不失。这一模式,当日在国民政府内部被称作“退却战略”。这一战略要获得成功,有一个关键前提,即对方愿意与华北的地方机构进行谈判。而没有外交谈判权限的日本军方,恰正希望借“地方交涉”之名,来规避外务省对其自由行动的干涉。这种诡异的“一拍即合”,使得国民政府这一“退却战略”,能够一直实施到1937年。期间,华北地方政治机构数量之多,设立、撤销之频繁,蔚为壮观。⑨

然而,这种谋略,显然难以被一般爱国民众所理解,舆论压力之大自可想而知。1935年12月25日,曾参与中日和谈的前外交部长唐有壬,在上海被爱国青年枪杀。同样备受舆论压力的黄郛,则在接受《大公报》记者王芸生的采访时,这样说道:

“这一年的经过,在明了国家情况的人,当然能够谅解;一般人则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,甘心做卖国贼。对外未曾做了什么事,对内却须时时做解释工夫,真是痛苦万分。一年以来对内对外,尽做矮人,我并非不知道伸腰!只是伸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?为国家设想,不能那样冒险。我现在好比打网球的球。日本人说:黄先生你若是没有办法,还不如请你趁早躲开,免得碍我们的事!一球拍把我拍到南方来。到了南方,逢人便问:‘膺白,你什么时候回去?’又一球拍把我拍回北方去。但一谈到办法,便好像我向中央讨债,夹在这两种心理中间,能办出什么成绩来?对方(日本)气量是小的,力是大的,而欲无穷。国人则眼光是短的,调子是高的,肩头不负责任。……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,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,我年已五十五,大小的官都曾做过,尚复何求?”⑩

1936年12月6日,黄郛病逝,时年57岁。国民政府在其褒词中写道:“智虑忠纯,文武兼资,致身革命,卓著勋劳……不避险阻,力任艰难,隐忍求全,用纾祸变,心孤事苦,尤人所难。”

1945年,黄郛的夫人沈亦云女士为乃夫撰写《家传》。蒋介石亲笔作序,内有“大仁大勇”、“不计毁誉,以一身翼卫国族之安全”之评价,亦感慨其在世之日,“不能弭铄金之口,……忍辱负重,诚有非常人所能堪者”,直至抗战胜利,其委曲求全,“乃克大白于天下”。十年劫难,诸般沧海,蒋的心境也已变迁,不再执着于用漂亮的电报来塑造自己的历史形象。

注释:

①蒋介石与黄郛之间的结义情形,可参见:刘维开,《蒋中正在军事方面的人际关系网络》,“蒋介石的人际网络”学术讨论会,2010。②沈亦云,《亦云回忆》(下),传记文学出版社,1980,P445。③沈云龙,《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》,(台)联经出版事业公司,1976,P690-693。④同上,P172。⑤杨永泰致黄郛鱼电,1933年5月6日。此电,系蒋介石以亲信幕僚杨永泰名义,致电黄郛,欲由黄郛转达给华北军方高层,约束其不切实际之宣传。⑥蒋介石致何应钦、黄郛卅电,1933年5月30日。⑦蒋介石致何应钦、黄绍竑、黄郛迥电,1933年5月24日;蒋介石致黄郛有电,1933年5月25日。⑧黄郛致蒋介石感电,1933年5月27日。⑨黄自进,《蒋介石与日本: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》,(台)中研院近史所,2012,P220-252。⑩沈云龙,《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》,P763-764。